沈坚：三历“七年之痒”

——东洲集团 董事长

引子

很多人都好奇“东洲”的成长史，好奇一位“70后”草根创业者如何在短短十几年内，带领一家小型加工企业，发展成为一个年销售额逾10亿元、纳税过亿元的企业集团，却又在资本“爆发式”增长的过程中，放缓脚步，稳扎稳打。

有人说，企业家的气质决定了企业的性格。出身寒门、自幼吃苦、学过哲学的沈坚，气质里多了几分儒雅理性，少了些许急功近利。他把“东洲”的企业文化提炼为4个字——诚、勤、朴、慎，即做人要诚信，做事要勤勉，态度要朴实，战略要慎重。除此，要把事业多大，还需要时刻保持初恋般的激情。

沈坚有一位温良贤淑的妻子，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庭，但和“东洲”这个“恋人”，他三次经历“七年之痒”——

1996年，26岁的政治老师沈坚，放弃晋升学校政教处主任的机会，“下海”从商，从废旧螺丝、螺母中嗅到千载难逢的机遇。7年后，“东洲”已是江苏南通海门市综合实力最强的民营企业，这对“恋人”收获无数荣誉，赢得无数赞许。然而，就在这时，沈坚却开始蠢蠢欲动。

2003年，江苏省劳动模范、省优秀民营企业家沈坚带着“东洲”来到上海。用他的话说，上海让他看到了世界很大，生活很精彩。这个离家100多公里的大都市，挠到了他的“痒处”。接下来的7年，“东洲”开始多元化投资，从房地产、化工、医药到连锁酒店、旅游度假村，再到创意产业园区，甚至还开了几家格调颇高的咖啡馆。最多时，“东洲”旗下注册成立了二三十个子公司。这7年，沈坚可谓“妻妾成群”，乐此不疲。

2011年，刚过不惑之年的沈坚，在尝尽跨领域发展的酸甜苦辣之后，再次感到寂寞难耐。他要在7年内，把“东洲”送上更大、更绚丽的舞台。他说，未来的“东洲”将拥有两家上市公司，而在申城内环之内，将矗立起一幢50层以上的高楼，名叫“东洲大厦”。

“一间半”房和“三条腿”桌

沈坚有一个习惯，每天下班前都会巡视一遍办公室，看到哪个房间的空调和灯没关，便会随手关掉。很多员工刚进“东洲”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工作上出点小差错，沈坚通常会耐心地指点，少有责难；但若下班离开公司时，不把灯关掉，第二天必遭严厉批评。

起初，有的年轻员工不大理解，觉得这位身家过十亿的老总有些小题大做。一位跟随沈坚十几年的老员工告诉他们，老总在该花钱的时候不惜一掷千金，从不含糊，但在提倡节约上也绝对不打折扣。

豪爽和节俭在沈坚的身上没有矛盾。一次，他和一帮朋友下榻在外地一家星级酒店，早上离开时他发现桌上有两瓶喝过的矿泉水，各剩半瓶，便拧开瓶盖，将两瓶水合在一个瓶子里，然后拧紧瓶盖，放进包里。

这一幕，让一旁的朋友大惑不解：“这么大老板，还这么节约啊。”而沈坚却毫不避讳地说：“只要是干净的，就不应该浪费。当地球上的最后一滴水是人类的眼泪时，就知道水有多宝贵了。”

节俭，似乎已经融入了沈坚的血液，成为一种生活习惯。而这，与他从小饱受贫寒之苦不无关系。对于贫寒的出身，他从不讳言。

1970年11月，沈坚出生于南通市海门县（1994年撤县设市）海洪乡窑东村。在他的记忆里，在他上大学之前，他们一家四口总在为温饱而挣扎，似乎从来没吃饱过。

沈坚的父亲出身行伍，由于爷爷曾被扣上“富农”的帽子，影响到他在部队的发展。后来，无奈退伍回家后，父亲在村里当起了“耕读教师”，农忙时务农，农闲时教书，没有工资，靠记工分在生产队领报酬。几年后，好不容易转为民办教师，月工资也只有20元左右。沈坚的母亲终日在田里劳作，一年到头的收获，也仅够一家人糊口。哥哥沈彬长他两岁，从小听话，成绩优异，一直被父亲树立为沈坚学习的榜样。

沈坚的幼年是在“一间半”房子里度过的。那里原本是一排三间的平房，除了沈家，还有另外一家人居住。后来，邻居要搬家，拆房子的时候在平房的中间，从屋顶到地面画了一条垂直线，等分了两家共有的三间房。“那时候，大家条件都差不多，拆掉的房梁、窗框等材料还得用在新房上。”沈坚记得，邻居搬走时，甚至带走了中间一堵墙的砖头，这样，自己家的“一间半”房有一面墙还是漏风的。后来，他父亲打了土坯才给填上。

邻居搬走后，沈坚的父亲把“一间半”房隔成两个小间，一间作厨房，另一间作卧室。狭小的卧室里有两张床，父母一张，沈坚兄弟俩一张。屋里没有像样的家具，连吃饭的桌子也只有三条腿，缺腿的一端只得用竹棍撑着。当时，沈家最值钱的是一台缝纫机，被母亲视作宝贝，不用时上面总盖着一块布，沈坚兄弟俩则被明令禁止触碰。在沈坚6岁的时候，那台缝纫机曾引发了父母激烈的争吵。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沈坚七八岁时，已经当起了家里的“司务长”。那时，村里的小学已经分出了好几个班，父亲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而田地的活计足以让母亲一个人起早贪黑。沈坚和哥哥每天放学回家，扔下书包就开始张罗一家人的晚饭。

在那个年代，江北农村的土灶有两口灶和三口灶之分。灶台上方可以放两个大铁锅的，是两口灶，一个烧菜，一个做饭。如果家里养了牲畜，则要在灶台的最里面再砌一口，放一个大铁锅熬饲料，这便是三口灶。沈家的厨房里原本是个三口灶，后来有一口塌了，就再也没补上。因为修灶要请专业的师傅，还要挑选良辰吉日祭灶神，这些都得花钱。

沈坚兄弟俩搭档做饭也有分工，通常是哥哥烧火，弟弟煮饭、炒菜。每天父母到家时，热饭、热菜已经摆上了“三脚桌”。好不好吃且不论，父母心里总是热乎乎的。吃完晚饭，拾掇完碗筷，兄弟俩就趴在灯下，在“三脚桌”上做作业。

能帮父母分担些家务，让沈坚体会到了“小大人”的成就感。那时候，虽能吃饱饭，但肚子里油水太少，这位称职的“司务长”老琢磨着如何帮家里人改善伙食。

一天，放学回家后，沈坚没有马上做饭，而是拿着脸盆出门了。他来到小河边，脱掉衣服，赤着身子淌进河里，用脸盆使劲往水里舀，然后徐徐倒掉浑水，在盆底留下三五个蚬子。沈坚发现越往里走蚬子越多，不知不觉中他竟然走到了漫过胸口的“深水区”。突然，河水的阻力超过了少年的臂力，脸盆一下翻了，沈坚一个倒栽葱淹没在水里。等他抬起头站稳时，脸盆已经顺着水流漂到几米开外。“那可是家里唯一的脸盆，可不能丢了。”他奋力地游过去，总算把脸盆捞了回来。

那天的晚饭，“三脚桌”上多了一盆鲜美的水煮蚬子，沈坚却吃了一顿棍子。

母亲从田里回来，看到桌上多了道菜，再看看一旁咧着嘴笑的沈坚，一下子全明白了。“你一个人去河里捞蚬子，现在河水那么深，知不知道有多危险啊？！”她狠狠地教训了沈坚一顿，并让他保证以后不再一个人去河里折腾。

沈坚没敢把脸盆翻掉的事情告诉母亲，也没有怨恨母亲。他记得，母亲是流着泪打他的。

父亲的“扁担”

沈家虽然一穷二白，但父亲在两个儿子的教育问题上从不含糊，从小激励他们刻苦读书，出人头地。小学5年，父亲都是沈坚的班主任，每天言传身教，沈坚自己也很努力，在学习上没给父亲添麻烦，课余时间还尽己所能帮助母亲操持家务，干些农活。

1982年，沈坚顺利升上了初中。初中设在乡里，离家七八公里，需要寄宿。男生宿舍一间放8张上下铺，住16个人，住宿费上铺比下铺略为便宜。当时，哥哥沈彬上初三，为了省钱，父亲没有太多犹豫，就让兄弟俩挤在了一张床上，而且是上铺。十几岁的小伙子身体正在“疯长”，好像几天就能蹿高一个头，而学校的板床只有1.2米宽。沈坚怕夜里睡熟后掉下床，便找来铁丝和木板，把床沿围得严严实实。

现在的沈坚，身高一米八五，体态魁伟。但他说，上中学时自己虽然是校园里的高个儿，但细胳膊细腿的瘦得像圆规。

初中3年，沈坚兄弟俩从来没有在学校食堂打过菜。每个周末回家，星期天下午返校时，沈坚的背篓里除了一袋交到学校食堂换饭票的粮食，还有几罐“面椒酱”。“面椒酱”是母亲亲手做的，用各种辣椒剁碎后腌制而成，味道辛辣无比，但能下饭。每到食堂开饭时，沈坚和哥哥只打光饭，然后到约定的地方，和着“面椒酱”吃。“约定的地方”通常是在操场的一角，吃饭的时候那里人最少，不会引来嘲笑和挖苦，也避免看着别人碗里的菜而眼馋。

尽管这样，沈坚和哥哥唯一的菜还常有断顿的时候。遇到那样的情况，就得等着父亲在星期三或星期四再送几罐“面椒酱”来。

每到学校放假，沈坚都会被安排到亲戚家带小孩。“自己都是个孩子，还要带小孩，你说怎么带？”沈坚说，那时候大人们整日忙着为一家人糊口而奔波，七大姑八大姨们就把小孩集中到一起，交给他带。“已经上学的就辅导他们做作业，还没上学的就陪着玩，让他们当马骑，得空了还要做一些家务，晚上他们都睡下后才有时间做自己的作业。”沈坚觉得，带孩子要比读书累许多。

一天夜里，沈坚干完“保姆”活儿疲惫地睡着了。睡梦中，他隐约觉得鼻孔里有股热乎乎的东西流了出来，伸手一摸，全是血。他被吓住了，又不敢叫醒大人，忘了从哪儿听来的土办法，他把头昂得老高，并弄来凉水，在额头上用力拍打。一番折腾后，鼻血竟然止住了。之后，每个假期他都会流几次鼻血，而且大多在夜里，处理的方法也相似，但内心的恐惧他始终没向父母诉说过。

相比放假，沈坚更喜欢待在学校里，尽管只能吃“面椒酱”下饭。除了不用带小孩，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天生一副好嗓子，无论革命老歌还是流行歌曲，只要听上几遍就能唱。这个特长被乡里的文工团相中，他可以名正言顺地不上晚自习，跟着文工团到各村巡演。那个年代的农村，没有太多娱乐活动，所以文工团所到之处无不受到最高礼遇。

小小年纪就登台表演，沈坚赢得了乡亲们无数的掌声，还结交了不少朋友。“文工团的演员都比我大很多，和他们在一起待惯了，再回到学校，就觉得周围的同学都像小孩。”沈坚说，他对社会的理性认知是从文工团开始的，而心理上的早熟，让他比同龄人更为稳重。

与沈坚相比，哥哥沈彬要内敛得多。他从小“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他的努力也收获了至高的荣誉，无论到哪读书，都是第一名。沈坚则不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七分精力读书，三分精力搞社会实践”。但沈坚的成绩也不赖，在班里一直保持在前五名，这还是在整晚不上自习的前提下取得的。天资聪颖的他觉得，“玩得好、学得好才叫本事”。但父亲似乎不这样想，他觉得沈坚应该以哥哥为标准，要有勇夺第一的上进心。所以，一旦沈坚进不了前三名，笃定挨揍。

除了打骂，“在部队里见过世面”的父亲，还用他特有的方式，鞭策着儿子。

沈家后门外的小河边有一棵树，开着门，坐在屋里就能看到。老人们都说，那种树硬度大、韧性强，最适合削成扁担。沈坚和哥哥上小学时，父亲指向门外问他们：“看见没，那棵树已经能做一根扁担了，将来给你们谁用啊？”

上初中时，父亲又说：“那棵树已经能做两根扁担了，正好你们兄弟俩一人一根。”

后来，沈彬考上了当时很吃香的中专，父亲就告诉沈坚：“你哥哥今后不愁没饭吃了，现在两根扁担都归你了。”

再后来，沈坚考上了大学。那棵树终究没被父亲做成扁担。

2011年，沈坚回了一趟老家，发现那棵树已经被人偷偷锯断了，残余的树桩足有水桶粗。

“或许是因为吃过别人没吃过的苦，所以比别人更想出人头地吧。” 坐在宽敞的总裁办公室里，回忆起父亲的“扁担”，沈坚深吸一口烟，徐徐吐出，眼神里充满幽思。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在父亲的鞭策下，沈坚没有成为肩挑扁担的职业农民，但他宽宽阔的肩膀上担子并不轻。他说，“东洲”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目的地没到，他这个列车长不能随便停车，因为车上还载着2000多名员工，其中有很多已经跟随他十几年，都期待着这趟列车驶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班主任的“生意经”

1984年夏天，沈家迎来了一件大喜事。沈彬在中考中夺得海门第一名，那一年海门参加中考的学生超过7000人。放榜那天，整个窑东村都沸腾了，“中考状元”家的“一间半”房子里，挤满了前来道贺的亲朋好友。大家纷纷夸奖沈彬争气，称赞老沈教子有方。

以沈彬的成绩，考江苏省重点高中——海门中学，可以说易如反掌。那所蜚声大江南北的中学是名牌大学生的摇篮，近几年来几乎每年都有20多人考上清华、北大。但沈家父子必须面对现实：一方面凭自家的经济条件，供一个高中生并非易事；另一方面，当时中专生毕业后工作包分配，是农村学子“鱼跃龙门”获得城镇户口和稳定工作的唯一捷径。最终，在初中物理老师的参谋下，沈彬报了全国名牌中专——山东省邮电学校，读四年制的微波通信专业。或许冥冥中早就注定，9年后，在沈彬所学的这个专业领域，给沈家带来了无限机遇，并成为沈坚事业的起飞点。

1984年9月，一家人欢天喜地地送走了“跃过龙门”的沈彬。哥哥走后，父亲的“扁担”成了沈坚一个人的压力。他再次背着“面椒酱”回到学校，准备迎战人生的第一次大考。

一年后，沈坚循着哥哥的轨迹，报考了当年很热门的海门师范学校。然而，分数公布后，全家人都陷入了苦恼。沈坚考了453.5分，客观说是个不错的成绩，但比照他的报考志愿和录取线，453.5却是个尴尬的分数：海门师范455分，海门中学450分。

当时的中考实行先报志愿后考试，沈坚原想“求稳”，报了海门师范，没想到差了1.5分没够到“铁饭碗”，还与省重点高中失之交臂。无奈之下，他只能退而求其次，进了在海门属于“二流”的悦来中学。

沈坚记得，到悦来中学报到那天，他穿上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套新衣服。崭新的运动服裹着纤瘦的身体，显得有些肥大，但足足让沈坚高兴了大半个学期。在此之前，父母给他们兄弟俩买衣服都有“远期规划”，通常往大里买，哥哥先穿两年不合身了，再给弟弟穿。这样，一套衣服，缝缝补补，可以凑合好几年。

愿望没有达成，梦想就会膨胀。上高中后，沈坚虽然继续开展“社会实践”，在学校的文体活动中表现突出，但同时也更加努力地学习，考大学的信念一天天坚定下来。高中3年，凭借各方面的优异表现，他被逐级推荐成为全海门10名高中“三好学生”之一，而且着属于“梅开二度”，初中时他就曾获得过这个海门学子的最高荣誉。

1988年夏天，窑东村再次炸开了锅，亲友们奔走相告：“沈家老二考上大学了！”当年，悦来中学6个毕业班中，只有1个班参加了高考，最终金榜题名的只有“二个半”，即两个本科、一个专科。沈坚被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录取。

“3年前要是考上海门师范，只能当小学老师，现在好了，至少可以当个中学老师。”捧着录取通知书，沈坚和父亲都有种“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感觉。其实，沈坚报考师范院校，还有更深的考虑：每月可以获得27斤粮食，此外还有25元补贴。两项加起来，比父亲挣得还多。

1988年的沈家，还有两件大事。其一，眼见着两个儿子都有了出息，父亲终于松了口气。他开始琢磨着如何赚点钱，把住了十几年的“一间半”房子好好修一修。在一个五金店老板指点下，他到上海标准件六厂买回废弃的螺丝和螺母，挑出能用的，简单加工后卖到自行车修理铺，从中赚取微薄的利润。更重要的是，5年后，在父子三人的一次相聚中，从废弃螺丝、螺母中发掘出巨大的商机，从此把他推上了个人事业的巅峰。

其二，沈彬中专毕业，原本想进南通邮电局，却意外地被分配到省邮电局下属的江苏省邮电通信工程局，工作地在省城南京。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移动通信”这个新兴产业。一年后，江苏开始试点建设模拟手机“大哥大”的基站，并在之后批量建设。

上大学后，沈坚的文体特长和组织活动能力得到了充分发挥。4年里，他“官”升四级，从班里的文娱委员，到校学生会文艺部部长，再到广播站站长、学生会副主席、主席。

相比这些，沈坚更看重实实在在的生活条件的改善。国家对师范生的优惠补贴，让他不用再为吃饱饭而担忧。此外，他还兼任学校广播站站长，驻守广播室，相当于有了一间独立的宿舍。在那个音乐卡带和录像带风靡全国的年代，广播室里的双卡录音机和放像机成了宝贝，而沈坚无疑拥有优先享受这两件宝贝的“特权”。他利用课余时间帮老师和同学、甚至食堂师傅们翻录卡带，由此赢得颇好的人缘。

在学习上，政教系主修中西方哲学和历史，心智“早熟”的沈坚向来爱思考，这些知识正对他的口味，所以学起来毫不费劲，考试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92年，沈坚大学毕业了。毕业前夕，学校学生工作处处长找到沈坚，希望他能留校，做学生工作。对此，沈坚也很有兴趣。但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父亲时，遭到了坚决反对。父亲对他说：“你哥哥在南京工作，现在你也要留在南京，难道我和你妈辛辛苦苦养了两个儿子，就不能留一个在身边吗？”

常言道：父母在，不远行。虽然南京离海门只有300多公里，但心理距离仍“咫尺天涯”，孝顺的沈坚最终听从了父亲的安排。

当年，海门市区只有一个政治老师的名额，竞聘的人却有28个，并且是清一色的大学生。经过笔试、面试和试讲，沈坚最终脱颖而出，进入设在海门的江苏省职业高级中学。那所学校开办了大专专业，沈坚实际上等于“半个”大学老师。

当时的江苏省职业高级中学是所热门学校，因为就业率高，录取分数线逐年水涨船高，教师待遇和福利也相对较好。沈坚清楚地记得，他到学校就职的日子是1992年8月5日。那天，他第一次真正体验到自食其力的快乐。

进校第一年，沈坚就被安排到机械班当班主任。全班64个学生中，50个是男生。都说半大的孩子难管，要管好半大的男孩更是难上加难。但这个难题交到沈坚手里，便迎刃而解。这其中，他对文体活动的热爱发挥了重要作用。课余时间，他组织学生们开展歌咏赛、篮球赛，调动了学生们的积极性，64个处在叛逆期的孩子，逐渐融为一个集体。在教学楼走廊里的综合评分榜上，机械班进校时排在倒数第一，第一学期结束时上升到第六，到了第二学期已经跻身前三。

两年后，机械班的学生到工厂实习。临别时，学生们纷纷找沈坚合影留念，不少人甚至当场流下眼泪。这位宽严相济、张弛有度的班主任，短短两年间，就在学生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

这时，校长恰巧碰到了一件烦心事。93级的通信班是邮电系统委托培养的，按照委培计划，学生毕业后都将进邮电局工作。当时，邮政和电信“分家”的传言四起，不少学生担心毕业后工作有问题，便组织抗议，甚至闹到罢课的地步。通信班的班主任是位女老师，被学生们的阵势吓得不轻，于是找到校长诉苦。正当校长一筹莫展时，他想到了沈坚。

“你刚来两年，就把机械班带得那么好，现在学生们都去实习了，要不调到通信班当班主任？”校长对沈坚说。

沈坚没有太多犹豫，便接过了这个“烫手山芋”。他用同样的方法，迅速转移了学生们的注意力，并最终带领他们顺利毕业。几年后，因为“专业对口”，通信班的好几个学生进了“东洲”。

在省职高，沈坚第一次展露了商人的精明。他带的班，课余活动开展得最多，却从来不向学生收班费。原来，他领着班干部们到海门小商品市场批发了牙刷、毛巾、作业本等生活和学习用品，再分头到各班兜售。因为价格比校门口的小卖部便宜，很快就卖光了。有了充足的“活动基金”，文体活动自然办得有声有色。

一天，事情传到校长耳朵里。校长立马叫来沈坚，问道：“沈老师，听说你带着学生做生意？”

“不是做生意，是搞社会实践嘛。”沈坚狡黠地笑道。

“那账目清不清楚？别让人抓到小辫子。”

“每笔进出，我都让生活委员记在本子上，您放心，没问题。”沈坚答道。

“这倒是个新情况，以前也没发生过，今后注意点吧。”

沈坚知道，学校虽然没有相关规定禁止这类行为，然而毕竟和钱有关，容易引发猜测和联想。但他问心无愧，因为一切都是为了学生。他心里清楚，班费虽然不多，但对很多贫困学生来说仍然是个负担，上中学时他体验过那份众目睽睽之下，囊中羞涩的苦楚。

老师“下海”当老板

在海门当老师，沈坚有了更多的时间回家看望父母。那时，他父亲的“生意”渐渐好了起来，小作坊里加工的螺丝、螺母有了些供不应求的意思，“产品”还逐步拓展到其他五金材料。每逢周末和寒暑假，沈坚都会回家帮父亲一起捣鼓，农闲时母亲也加入进来。全家上阵“搞副业”，沈家的生活条件开始悄然改善。

在南京，沈彬所在的通信工程建设局经过试点建设，已开始在全省布局兴建“大哥大”基站。当时，基站建设的所有配件都依赖进口，其中绝大部分来自美国的摩托罗拉等公司。如今，这些公司已经淡出中国移动通信市场，但在“大哥大”时代，它们无疑具有相当的统治地位。

1993年春节，沈彬回家过年时，带回几个“大哥大”基站上用的线缆夹具。一天，他在院子里摆弄着线缆夹具，正在一旁敲打螺母的老沈问他：“这就是你们建基站用的高科技材料？”

“嗯，从美国进口的，一个得100多块钱呢。”沈彬答道。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还处于工业物资匮乏的时期，任何东西，但凡贴上“洋标签”，价格顿增百倍。2万多元一部的“大哥大”，如今看来笨重似砖头，在当时却是“率先富起来”的少数人身份的象征。小小的线缆夹具，虽不起眼，也因为来自大洋彼岸而身价不菲。

“这东西，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嘛，我也能做。”老沈仔细查看后说。

春节过后，沈彬回南京了，他并没有把父亲的话放在心上。而沈彬走后，执着的老沈把自己关在小作坊里，琢磨了好几天，还真让他做出了相差无几的线缆夹具。

两个一模一样的东西，一个叫“五金件”，只能卖到马路边的自行车修理铺，价格不到10元；另一个叫“通信器材配件”，装在“全身镶金”的“大哥大”基站，身价100多元。老沈心潮澎湃。

之后，他把精力集中在线缆夹具上，经过几番改进，他的“产品”无论外观还是质量，都达到了“洋货”的水准。当时，移动通信基站的建设已经大面积铺开，高昂的原材料成本也让很多城市的建设方开始考虑国产化替代。双方一拍即合，老沈做的线缆夹具迅速打开销路，家里小作坊的产量，逐渐无法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后来，他承包了一间校办工厂，招来几个没有稳定工作的亲戚，热火朝天地干起来。那时，沈坚一忙完学校的工作，就跑到厂里帮助父亲。

没过多久，老沈主持的校办工厂生产的线缆夹具就打进了海门及其周边的几个三线城市。一年销量几千个，每个净利润达35元左右。沈家在窑东村的“一间半”房终于被推倒了，老沈在原来的宅基地上建起了令村里人羡慕的一排三间平房。他盘算着，自己和老伴住一间，两个儿子各一间。虽然嘴上不说，但20多年来，他一直为没能给妻儿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而深感内疚。然而，正当事业刚刚有点起色时，意外发生了。

老沈有一位启东的朋友，做中草药生意。一天，那位朋友来访。酒过三巡后，他问老沈，能不能借两张发票。由于缺乏法律意识，又是多年的好朋友上门相求，老沈没有多想，便凭着义气，随手撕了两张十万元级的发票给朋友。他万万没想到，这两张发票闯下了大祸。

原来，那位朋友分别在那两张发票上填写了35万元和65万元。后来，税务部门查出了问题：一家启东做中草药的单位开出的发票，抬头居然是一家海门生产五金器材的单位。执法人员顺藤摸瓜找到了老沈，要求要么设法追回发票，要么按照发票最高额度补缴税款并罚款。

那是寒冬里的一天，沈坚跟一位学生家长借来摩托车，载着父亲直奔启东。他们父子俩还算幸运，找到了那位朋友，并要回了一张35万元的发票。但另一张65万元的，已不知去向。

最终，补税和罚款赔光了沈家的家底。老沈从此一蹶不振。

回忆起这件事，沈坚感慨：“企业要做大，必须要经得住诱惑，要有很强的法律意识，否则就会阴沟里翻船。”

沈家的“顶梁柱”遭受了人生最大的打击，终日闷在屋里，愁眉不展。沈坚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当初，父亲让他回海门工作，不就盼着有个儿子在身边，能有个依靠。24岁的他，决定接替父亲，挑起沈家的大梁。

1994年7月19日，中国第二家经营电信基本业务和增值业务的大型国有移动通信企业——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联通”）成立。沈坚敏锐地察觉到，中国联通的成立，必将在移动通信市场引入竞争机制，市场竞争势必推动包括原材料在内的各个环节降低成本，而要降低成本，必然要走国产化之路。

1995年，沈坚的辞职申请摆在了校长的办公桌上。当时，学校正准备升任他为政教处主任。突如其来的辞呈，让校长傻了眼。他语重心长地对沈坚说：“你来自从村，吃过苦，应该知道所有的农村老师都想到市里来，市里所有的老师又都想到我们学校来，而所有的老师都想往上发展，你难道就这么轻易放弃机会？”

见沈坚不为所动，校长退而求其次：“要不这样，现在我们学校的校办工厂效益也不好，你要干企业，但缺资金、缺场地，我把工厂整合一下，你来搞。”

沈坚仍然摇头。校长再退一步：“要不就办停薪留职，这样就算你将来搞砸了，还有个养老的福利。”

沈坚再次婉拒。校长急了，亲自跑到沈家找到老沈，对他说：“沈坚要辞职，你知道吗？”他原想让同样做老师的老沈劝劝儿子，没想到老沈说：“如今孩子也长大了，让他自己决定吧。”

那时，沈坚一家都与校长成为好友，他知道校长是出于真心为他着想，对此他一直心存感激，但无奈去意已定。他说：“那时，我已铁了心要‘下海’，至于‘海’有多深，其实也不清楚，但凭着一股冲劲和自信，我觉得自己能行。”

线缆夹具只是通信基站天馈线系统安装中很小的一部分，当时，国内的天馈线系统仍依赖打包进口，价格高昂。沈坚意识到，要在即将到来的市场竞争浪潮中抢占先机，必须开发整套天馈线系统的安装材料。

辞职后，沈坚一边跑市场，摊大父亲烙下的饼；一边集中人力物力研发新产品。短短一年多，厂里的产品就从单一的线缆夹具拓展到几十种，几乎能够替代整个进口的“安装包”。同时，经过沈坚的努力，客户越做越大，小小的工厂成了联通、电信等运营商的指定供应商。

在市场经济中，机遇往往就在那里，若隐若现，但并非人人都能抓住，而对抓住机遇的幸运儿，市场从来不吝惜回报。

1997年 ，海门市东洲通信器材有限公司挂牌成立，当年纳税额便达到1000万元。沈坚记得，1995年他离职前的月工资是186元。

加法与减法

与大多数民营企业的第一代创业者一样，沈坚原本想着，挣够1000万元就“退休”，但当时我国移动通信产业刚刚进入第一轮高速发展期，犹如一台巨大的机器，将整条产业链裹挟其中，任何一环都难以独自停止工作。

接下来的几年里，“东洲”步入了“爆发式”的成长期：

1998年10月，公司在海门市开发区征地40亩，建设现代化的工厂。当年，这件事曾在海门引起了轰动，市领导开始关注这位28岁的青年以及他创办的高科技新兴企业。

1999年 5月，公司更名为“东洲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器材”改为“设备”，看似无奇，实则标志着“东洲”的产品已经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同年11月，“东洲”出品的 GSM直放站获国家信息产业部入网证书，开始投放市场。

2000年 3月，“东洲”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办事处。之后，品牌逐渐在业界打响。

2001年12月，“东洲”出品的“CDMA移动通信直放站及室内分布系统”被国家经贸委认定为“双高一优”产品。同月，公司被评为海门市百强企业综合实力第五名，列私营企业之首。

2002年 4月，“东洲”的产品被国家科技部认定为高新技术产品。之后，获得更多的政府扶持。

……

“东洲”以及其他几家企业的发展壮大，有力地推动着移动通信设备步入国产化“快车道”，不仅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外汇，还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骄人的贡献。沈坚因此获得了一系列荣誉：新长征突击手、五四青年奖章、“333”科学技术带头人、劳动模范等等。2001年10月，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万国权到“东洲”视察，挥毫题写了“为祖国争光 再创新业绩”10个大字。2003年，沈坚被推选为江苏省政协委员，成为当时海门市唯一的省政协委员。此后，他领衔提交的多个关于移动通信产业的提案，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并得到采纳。

“在那个阶段，可以说是政府推动着‘东洲’一步一步往前迈进。”懂得感恩的沈坚从未忘记回报社会。短短几年里，“东洲”吸纳了数百名国企改制后分流下岗的职工。市领导还曾提议让他到海门的一个镇里当副镇长，他虽然没去，却为那个镇做了不少实实在在的事情。

在海门，沈坚成了名副其实的创业明星。但他渐渐感觉到，地域限制已成为“东洲”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海门虽然出人才，但往往很难吸引并留住人才。”沈坚说，名牌大学生都不会把海门作为就业目的地的首选，即便到了海门，也大多“身在曹营心在汉”，除非绝对高薪，否则留不住人。所以，在海门的用人成本并不比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低，有时甚至更高。

另一方面，“东洲”的很多外地客户来访时，通常先到上海，再到海门。当时，苏通大桥还没开通，客户要到海门，要么绕道江阴大桥，要么乘坐过江汽渡。而这两条路都不便捷：绕道江阴，得多花两三个小时；乘坐汽渡，得看老天爷的脸色，遇到大风或大雾天气，就只能望江兴叹。

2003年，沈坚决定移师上海。当年7月，东洲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上海普陀区注册成立。两个月后，上海东洲罗顿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落户漕河泾开发区，主攻网络优化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到上海后，在海门时的顶上光环渐渐暗去。沈坚有种洗尽铅华的感觉，“一下子觉得世界很大，也很精彩，自己就像井底之蛙”。这种感觉没让他失落，反而激发了他“二次创业”的激情。然而，激情有了，往哪儿投入却成了困扰。到上海时，沈坚手握数亿元资金，全部投入通信产业似乎没有必要。当时，在经济学界，多元化投资的理念很受追捧，原理很简单——不能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就这样，沈坚开始在事业上做“加法”：2004年10月，收购江苏化工研究所有限公司；2005年7月，在江苏沭阳征地110亩，建设化工产业新基地。2006年，“多元化战略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当年4月，安徽滁州城市商务酒店正式运营；8月，投资旅游业，在滁州建设九天峰生态旅游区；9月，在沭阳投资建设 “圣廷苑”房地产项目；12月，收购南京科邦医药有限公司。此外，沈坚还全凭自己的兴趣，在上海的“黄金地段”开了几家咖啡馆。

短短几年，涉足诸多陌生行业，是非成败如今都有了定论。但在这个过程中，沈坚曾背负了莫大的压力。有时，他觉得自己像个古代的渔夫，大网撒下去，能不能捞到鱼，全凭运气。

投资近亿元收购江苏化工研究所时，遇到很多麻烦，亲戚朋友都劝沈坚放弃。但倔强的他愣是挺了下来。压力最大的时候，他告诉自己：就当买彩票，要么中，要么不中。因为当时“东洲”在通信产业上有稳定的盈利，他输得起。

事实证明，这是一次颇具胆识和远见的投资。经过几年打造，一度日落西山的化工研究所焕发出新的生机。如今，“东洲”旗下的化工产业，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并与通信设备一起成为并驾齐驱的两大主营业务。“东洲”出品的一些高分子材料还用到了备受瞩目的高铁上。

然而，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沈坚的“网”里也不都是大鱼。比如，到了2008年，“东洲”旗下的连锁酒店虽能略微盈利，但辛辛苦苦干一年的收入还不如主营业务干一天。

2004年，沈坚参加了上海交大CEO研修班，4年后还上了商业领袖培训班。在这两次培训中，都有老师建议他集中精力把主营业务提升一个层次。

就这样，沈坚开始考虑做“减法”。正如当初多元化投资时的雷厉风行，沈坚做起“减法”来，同样手起刀落，干脆利落。

现在，东洲罗顿已进入上市程序。沈坚打算，未来几年内，还要把化工板块送上市。到时，“东洲”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投资公司。

在很多人眼里，“东洲”至少错失过两次上市的绝佳机会。第一次是在2003年，海门市领导提出，希望“东洲”上市融资，扩大发展。但那时，沈坚已经决定“迁都”上海。第二次是在2004年，在《福布斯》发布的“2005中国最具潜力100家企业”中，“东洲”名列第12位。随后，很多“风投”主动找上门来。而当时，沈坚正忙着“撒网捕鱼”，都一一拒绝了。

“企业比的是谁活得更久，而不是谁在短时间内做得更大。”沈坚说，十多年来，他看过太多的泡沫，“很多企业像气球一样，一下子被吹得很大，但用力过猛，最后都破裂了。”

在他看来，“东洲”绝不能“野蛮生长”，它最大的竞争对手永远只有自己。

生活应该有诗、有远方

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里氏8.0级地震。灾区通信中断，极大地阻碍了救援工作。沈坚闻讯后，迅速派出工程技术人员，并调配大量物资，赶赴灾区抢修通信设施。

十几天后，灾区通信全面恢复。6月19日，时任中国移动总裁的王建宙给沈坚发来感谢信。信中说：“在抗震救灾工作中，你们派遣的工程技术人员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冒着生命危险赶赴前线抢修通信设施，其精神可歌可泣；你们不计企业得失，克服困难，紧急调配大量设备及物资支援灾区，保障灾区恢复通信的需要，其行为值得敬佩；你们在危难面前急施援手、共同担当、共克时艰的精神，令我们深深感动；你们为尽快恢复灾区通信所付出的艰辛工作、所做出的积极贡献，令我们难以忘记……”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西南大地的震颤，确实触动了沈坚的神经。他说，他对人生最早的记忆，便与地震有关。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的惨烈，震惊全国。之后，“恐震”情绪四处漫延。那年夏天，有传言称，江淮一带也将发生破坏性地震，一时间人心惶惶。在海洪乡窑东村，村民们纷纷搬出家门，在场院里、甚至田地里搭建简易的防震棚居住。

沈坚的父亲在学校里的报纸上看过关于唐山大地震的图片和文字，他知道在这种可怕的地质灾害面前，人的生命是多么的渺小。当时，村里的小学已经“停课防震”，他回家后砍来毛竹，削成竹片，搭起棚架，再挑来稻草，覆盖其上，忙活了一整天，终于在自家的菜地里搭建了一间能勉强容纳一家四口的窝棚。

当年，沈坚只有6岁，不知道地震是怎么回事。住在窝棚里，他很兴奋，因为每天都能吃到平日里难得一见的煮鸡蛋。父母却心急如焚，地震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没人能明确地说清楚，而地里庄稼活儿可耽误不起。

几天后，似乎没有任何地震的迹象。沈坚的母亲突然想起，她的宝贝缝纫机还在屋里，便起身往家里奔。正巧，沈坚的父亲看到了，几个箭步追上去，拦住了她，大声吼道：“你找死啊！万一地震来了，房子塌下来怎么办？”

“都几天了，地震怕是不会来了，我去把缝纫机扛出来，几分钟就行。”母亲心存侥幸地说。

“不行！东西没了以后可以再置办，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父亲坚持道。

母亲被拉回窝棚里，几个小时之后，地震仍然没来，她开始抱怨了：“你看，都是你不好，要不是你拦着我，缝纫机早就搬出来了，我也能踏踏实实地睡一觉。”父亲顿时火了：“万一，万一，你知道万一的后果吗？”

此前，沈坚从未见过父母争吵。而从父亲愤怒的眼神中，他隐约感到，地震肯定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因为就连当过兵的父亲也害怕了。

半个多月过去了，地震终究没来，各家各户陆陆续续搬回屋里。沈坚记得，母亲一进屋就冲向了她的“宝贝”……

有人说，一位优秀的企业家、一家优秀的企业，必定有一批忠诚的追随者。沈坚则说，他永远都是农民的儿子。如同一位辛勤的耕作者，贴近土地的质朴，在沈坚的身上更多的时候展现为一种人格魅力。“东洲”一百多人的核心团队中，绝大多数都是跟随沈坚十几年的老员工，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他们始终不离不弃。

回想创业之初，沈坚经常孤身一人到各地的小城镇出差，晚上就住在七八个人一个房间的招待所，此起彼伏的呼噜声、混杂着各种臭味的空气，让他难以入眠。多年之后，他对这个场景，却有了充满诗意和哲理的表达：“成大业者必须时刻准备承受自己的卑微。”

对于生活，沈坚也有诗意的向往。他常说，“生活应该有诗、有远方。”而他心中的“诗”和“远方”，并非佛家的遁世离群，更多的是对现实和人生的写照。

某日，沈坚和一伙企业家朋友聊起了“退休”后的打算。其中一位首先发言：“我想找个僻静的小村庄，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最好做个山中隐士。”另一位说：“我以后养老就到沈坚的九天峰度假区去，那里山环水绕，最惬意。”之后，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地聊开了。

轮到沈坚发言时，他微笑着说：“估计我最后还会做回老本行。”

“难道再去做老师？”众人有些不解。

“答对了。将来，你们或许可以在中国西部的一所名叫‘东洲’的希望小学里找到我。”

个人简介：

沈坚出生于1970年，于1996年辞去大学教师工作，下海经营，历经七年，在江苏站稳脚跟，曾获得江苏省政协委员、江苏省五四青年奖章、江苏省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2003年转战上海，他在管理、市场、产品等上的不断创新，带领公司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引领东洲人不断做强做大，直至发展到今天集团化的企业集群。目前集团通信产业下的“上海东洲罗顿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即将在主板上市，化工产业下的“江苏省化工研究所有限公司”也已启动上市股改事宜。

生活中的他勤俭节约，大气大爱，他曾说过：让员工生活安康富足；为顾客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是他永远的责任与使命！

企业简介：

上海东洲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东洲集团的管理中心，对整个东洲产业集群进行统一的运筹与资源整合，并在此基础上引领整个企业寻求新的战略发展空间。

　　东洲集团，是一个规模型企业集团，现拥有多家子公司，产业涉及通信、化工、地产、酒店、旅游等多领域。集团实力雄厚，员工近千人，年销售额超10亿元，属国家中型企业，纳税大户。

本着遵纪守法，诚信经营的原则，东洲集团先后荣获国家级、上海市、江苏省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国家和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AAA 级资信企业；省明星及光彩之星企业等荣誉称号，为地方的税收及安置就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尉建行，万国权，费孝通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曾来公司视察。多项产品被列为国家级重点火炬计划项目、国家重点新产品项目。集团旗下的东洲通信公司更以骄人的业绩及良好的成长性，被世界知名商业杂志《福布斯》评为“2005 年中国最具潜力100强企业”，位居第12名。东洲集团严格遵循“多元化投资，专业化经营”的战略指导思想，不断向着更强更优的境界迈进，力争将东洲集团发展成为服务于社会，为股东创造财富，为员工提供美好生活的优秀现代企业集团。我们一贯推崇“以人为本”的思想，始终认为员工是东洲集团的存在之本，所有热忱投入、出色完成本职工作的员工，都是东洲企业最为宝贵的财富。目前的东洲集团，已是来自五湖四海员工的大家庭，也是高素质人才的大舞台，热忱欢迎各界优秀人才加盟东洲。集团将一如既往的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为员工谋利益，为员工提供更精彩、更充实的生活和发展空间。“东洲人”相信：“诚勤朴慎”是做人的根本，是企业的决胜保障。坚信：在人性化企业文化的引领下，年轻而富有朝气的东洲集团必将不断进取，再创辉煌。

郑维民与沈坚的访谈

一、问：从创业到多元化再到专业化，谈谈你的决策思维？

  答：创业时往往缺少战略和方向，也只有经历过了，才会明白专业化的重要性；

二、问：为什么你如此敬佩艾默生公司？

答：这些年来，美国艾默生公司一直是世界500强，在与他们的合作过程中，很认同他们公司的文化；

三、问：你最敬佩在世的人是谁？

答：李嘉诚；

四、问：你当年的学生有好几位进入了东洲，他们的状况如何？你对他们是不是特别的关爱？

  答：感谢我的学生一路走来的支持，但在管理上我还是会严格要求；

五、问：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答：这世间没有后悔药，一切往前看吧；

六、问：你认为自己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

  答：谈不上成就可言，我们还正处于二次创业的阶段，把两家公司做上市是我所期待达成的；

• 问：在海门时江苏给你省政协委员的荣誉，转到上海9年事业做的更大政府好像忽略了，你的感想如何？

答：我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出名逐利，低调做人，高调做事，让自己所做的一切留给后人去评说吧；

八、问：东洲是伴随着通信发展而成长的，你谈谈通信产业未来的发展？

   答：通信产业是大消费概念下的新兴产业，应该会有很多的机会，相信科技会让生活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