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宪：经济学需要“新综合”

中国一个重要的后发劣势在于，人们往往会用发达国家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来直接对比我们当前的制度缺陷，并不认真思考发展阶段的差异和历史背景的差异。

纵观经济学说史，不难发现，经济学是在革命和综合交替出现的过程中发展的。一般认为，经济学有三次大的革命：斯密革命、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大的综合有两次，一次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标志就是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另一次是保罗·萨缪尔森，标志是至今已经19版的《经济学》（1948）。这两本书影响了几代经济学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学既面临大的革命，又需要新的综合。从研究方法、研究背景、研究主线和研究内容这四个方面，可探视到“新综合”的一些轨迹。

研究方法的不断综合，形成具有不同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发展阶段

从哲学分支而来的经济学，首先是思想的经济学，早年亦称作“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ics）。这不是出自意识形态的信条，而是要与“家庭经济学”（household economics）区分开来。思想的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早期的代表作，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和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国富论》是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

对于任何学科，研究方法的沿革和更新，对其发展都至关重要。在亚当·斯密之前和稍后的一个时期，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逻辑的方法，即演绎推理和论证，对提出的问题和假说进行分析和研究。而且，在那个时代，经济学提出的问题都比较宏大，往往都是整体性的视角。例如，在《国富论》中，斯密从讨论财富开始。他提出的问题是，什么能带来劳动的生产能力的巨大改进？出超？更多的金银？都不是，是高超的管理技术——劳动分工。我们知道，分工理论揭示了财富的真正来源，是亚当·斯密对现代经济学的重大贡献。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使生产和交换最大化，并鼓励普遍富裕，改进劳动生产能力呢？亚当·斯密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给人们经济自由！基于天赋自由原理的竞争性自由企业模型，被乔治·斯蒂格勒称为“全部经济学最重要、最有实质意义的命题”。我的本意不是复述斯密的重要发现和结论，而是为了说明，逻辑的方法在做出这些发现的研究中起到的应有作用。

在19世纪最后的30年，政治经济学的面貌发生了改变。这一改变在经济学说史上被称为“边际革命”。经济学开始拥有自己的整套工具、系统规则以及定量分析。经济学家们希望曾经是神学、哲学、法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能够成为与数学、物理学的精确和逻辑性相媲美的新科学。在这一时期，欧洲的三位经济学家——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几乎同时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他们以不同的术语、不尽相同的方法，提出并论证了一个思想：商品价值是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价值量取决于物品满足人的最后的亦即最小欲望的那一单位的效用。“边际革命”源于这一思想，并借助于数学从常量到变量的革命，使思想的经济学走进了科学的经济学。科学在这里的涵义，就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和假设下，通过实证的方法对假说进行证明和验证，从而判断其有效性和真伪。

马歇尔使这次革命性改变得以实现。他将这门学科的名字从“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意即经济学已经成为像物理学、数学或其他精确的知识体系一样的科学。马歇尔的主要贡献就是将斯密的理论模型发展为数量化的科学。

然而，经济学科学化以来，关于经济学运用数学工具出现技术化倾向的争论一直不绝于耳。争论归争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确实看到经济学家提出的许多问题和假说，需要严密的数学方法对其进行推理和证明，需要可信的数据并进行数量分析和验证，才能揭示其内在关系，进而支持或修正有关论点。尤其在诸如与货币、增长等相关问题上，数学模型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当然，不考虑研究内容的数学滥用，是反科学的。与此同时，问题价值的参差不齐，研究本身的碎片化，也都是科学的经济学难免的缺陷。

学科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路径，是生动的现实生活倒逼放松既有的假设。在经济学中，完全竞争和信息对称假设的放松，是十分典型的例证，说明在过去数十年的历史中，经济学如何不断修改基本假设使之与现实更接近，同时修改后的理论不但能更好地解释现实，并且能够包涵已有理论。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在一些情况下人的决策与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有系统性偏差。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人类行为是完全理性的假设，也日益暴露出过于简单化的取向，再加上精致的计量经济学的推导，进而产生不同程度的误导。行为经济学（包括行为金融学）结合经济学和心理学，吸收现代心理学中的经验证据，修改了经济学中有关理性人的基本假定，进而研究在这种修改后的理性的条件下，市场中人的经济行为，由此得出很多与已有的理论不同的结论，并能够解释一些令人困惑的经济现象。行为经济学之所以正在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接受，也正是因为它运用经济学的现代分析方法，并且将通常的理性假设的情况包含在其中。通常的理性假设在很多情况下是合适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修改后的理性假设下的理论更能解释现实。近二十多年来，行为经济学在实验经济学，甚至脑科学的帮助下，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因此，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从思想的经济学、科学的经济学，到行为的经济学，或者说，从政治经济学、科学经济学，到行为经济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不断演进，但是，它们之间并不是替代的关系，而是不断综合的关系，进而在思想深入、工具发展和假设放松的过程中，形成具有不同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发展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