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少卿：环境治理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是理解环境问题的重要视角

经济学理论作为一个重要视角和分析框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经济学一般认为，环境是一种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投入品。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山清水秀时，经济不发达；但经济发展了，就要付出环境代价。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两者之间必须要做权衡取舍（tradeoff），其中会涉及到很多需要计算的问题。

如果说，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似乎感觉不是那么重要，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环境的破坏或者环境的代价还相对比较低，空气污染没有这么严重，水质污染也没有今天这么可怕。我们觉得能够承受这个环境的代价。但是现在雾霾、水污染和土壤污染，已经越来越变成一种公共忧虑，因为我们担心它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和健康安全。

经济发展和环境代价之间的替代关系，怎么来权衡或评估？如果环境代价超过了某个水平，我们就应该重视对环境的治理，因为即便付出治理成本也是划算的。美国学者做了大量相关研究。在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研究，专门讨论空气污染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问题，这个研究跟踪了6个城市20年的环境变化，然后测算环境变化对于这6个城市居民寿命的影响。研究发现问题很严重，以PM2.5为例，每一立方米上升10微克，其对健康的影响大致相当于这个城市的居民寿命平均要减少0.61年。这6个城市中，空气较好的和较差的城市之间，居民寿命差距可以达到2-3年。所以说，糟糕的空气带来的健康威胁相当于癌症，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可想而知。因为寿命的减少是有经济成本的，后来，有人做了专门的指标，来衡量这个经济成本，即环境污染导致的疾病发生，会减少全社会人均寿命，最终损失GDP。如果消耗环境所创造的GDP还赶不上损失GDP，那就意味着我们对环境的利用过度了。

应用环境经济学测算环境治理的成本和收益

今天的中国，为了更好地权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我们需要开展更多的环境经济学研究。譬如，当前如此严重的、持续的大范围雾霾，究竟对居民的寿命和健康带来了怎样的损害？国内好像还没有研究做具体的测算。这种损害，对于我们整个社会带来了相当于多少GDP的损失，似乎也还没有一个准确答案。如果我们对此能加以测算，以此为依据向政府提出是否应该加大环境治理投入的建议，这将是非常有价值的。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讨论财政对环境治理的投入，最基本的前提是要做投入产出的成本-收入分析，要计算环境治理投入的回报率。美国学者们2007年算过一笔账，他们发现，环境治理投入，是现在美国联邦政府所有投入中回报率最高的一项。过去10年，美国联邦政府平均每年为环境治理拨款73亿美元，那么，每年的回报是多少？研究发现介于188亿和1674亿美元之间，最低年份的回报是两倍多；最高年份居然高达20多倍。如果我们对中国的环境治理成本和收益做一个估算和比较的话，结果可能是，当前中国的环境治理投资是公共部门投资非常值得去做的事情。我认为，是否应该对环境治理进行投资？投资多少？这个问题地方政府不可以忽视，中央政府更不可以忽视。

环境问题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

环境问题也是政治经济学问题，不仅是有关雾霾的研究，整个环境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学问题。为什么是政治经济学问题？我们经济活动当中，环境污染会带来负外部性。有人利用环境这个公共资源创造了私人收入，却不必为其带来的环境破坏去承担代价，因为环境代价被转嫁给了别人。由于市场机制无法处理负外部性问题，这就要求政府必须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来。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环境治理离不开政府的参与，但是，有时候政府本身就是环境问题的根源，治理环境就必须改善对政府自身的治理。

中国现在那么多地区都在竞相上高污染项目，发展高污染产业。《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京津冀地区只占到全国国土面积的2.25%，但创造的GDP占全国GDP总量的比重却超过了10%，而其产生的环境污染达到了承载能力的两倍。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明明知道许多产业的发展会给社会带来了巨大代价，可是这样的经济活动还在继续。像河北上了那么多的钢铁项目，炼钢很耗水，华北缺水，只能从地下抽取水源，抽空了再把废水灌下去，严重破坏环境。这些钢铁企业为什么能够生存？显然，它们并没有把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纳入到经济成本的核算，它们不需要为此付出代价。

在这样的GDP创造过程中，政府拿到了税收，企业的投资者得到了利润，可是普通工人只能拿到工资。因为企业生产的收益集中在一部分人手里，而所造成的污染代价却要由全社会成员来共同承担，这里面就会产生再分配效应。如果政府不对环境治理进行投资，只拿到普通工资收入的家庭，在这个再分配过程中就会成为受损者。譬如说，由于雾霾等严重空气污染现象，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不得不装空气净化器。本来清洁的空气作为公共资源，是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当然应该享受的。现在不是了，清洁空气变成私人品，谁掏了钱装了净化器，谁才能享受清洁的空气。不掏钱的人，只能暴露在高浓度的PM2.5之下。当然，从GDP中得到更大份额的人，他们不在乎，因为他们从经济增长中的受益，远远超过装净化器的成本。可是对普通家庭来讲，他们要在家里多安装几台空气净化器，也许就是工资收入的很大一块。如果肮脏的空气让这些家庭成员健康受损，还要付出医疗成本或寿命成本。

这些问题我们都要去研究，如果有医院数据的话，我们就可以分析，空气污染导致哪个社会阶层的家庭成员生病更多？是中低收入者，还是更高收入阶层的人？高收入阶层的人因为有更大的经济能力保护自己，也许PM2.5对他的健康影响就小；而中低收入者由于不舍得花钱买空气净化器，选择“扛一扛”。但扛一扛身体就容易生病，中低收入群体也就会付出更多的健康和经济代价。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说，需要寻找经验数据来进行验证分析。

那么，环境污染的社会成本到底有多大？是哪些社会成员在承担这个成本？投资环境治理我们需要付出多大投入，能得到多大的收益？这些方面的很多研究，现在都还没有充分展开，但又特别值得去做。

总之，环境经济层面的评价、环境污染对不同家庭健康的影响，以及治理环境所能带来的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都需要我们来自各个领域的学者做更扎实的研究工作。如果这些问题研究透彻了，得到了比较可靠的结论，将对提升政府治理水平有非常大的帮助。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本文是作者在上海市宏观经济学会环境经济专业委员会“绿色发展新年论坛”（2016）上的发言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