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挑战与对策

陈宪：各位，我们下面就要先请这四位嘉宾每人就我们今天的主题发表15到20分钟的演讲，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是关于中国经济升级版：挑战与对策。大家都知道关于中国经济升级版这个提法是今年两会结束的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来的，我没有必要再把他的这段表述念一下，当然比较关键的观点就是讲到怎样能够把改革的红利、创新这些东西形成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收入分配、资源环境等等这些问题上能够使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得到提高，基于这样的一些东西提出关于中国经济升级版。

万广华：城市化问题

要走向中华民族的复兴肯定要处理国内和国外的一些问题，主要谈一下国内的地方。国内方面中国已经发展到30年，走到目前的状况，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比较重要当然一个就是贫富差距的问题，这个民众比较关注就是关于腐败的问题，当然近年来环境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还有很多关于金融领域、地方债务等等，但就贫富差距、腐败、环境问题，我们这一次会上，安泰管理学院组织的会都提出来了，而且有一个共同的发现。如果你要看贫富差距的问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腐败的问题会解决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均等问题、贫富差距会解决，随着经济发展，环境问题会解决，而且我们亚行去年也向各个国家政府讲这个事情，经济发展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既然经济发展是如此重要，我们本身都知道经济发展比较重要，但是从学术研究上就是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在说，是从研究的角度来认证这个观点。从经济学来讲就是经济要增长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看，中国的供给没有问题，中国的收入不会降很多，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剩余生产力要控制，所以供给的问题不大，大家知道就是需求，需求很大部分是因为外部需求的问题，这就是欧洲、美国，包括日本。这个问题是一个中期的问题吗？我不这样认为，这一次的危机比较特殊，就是美国危机牵扯到欧洲的危机，危机会来会去，金融还会来，还会去，这一次危机过去以后，国际贸易形式是怎样的，很难说，不会像以前那么好，还是会回来的，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要启动内需。所以内需持续发展，是需要提高，但从哪个角度去做呢？包括短期、中期、长期去促进内需，还是需要很多思考的。我记得2010年当时在上海发言的时候就说了城市化的问题，那一年说我们一定推动城市化，而且加快城市化。

如果中国城市化率2030年能达到75%已经比较好了，到今天来看，中国城市化速度还是偏慢的。看中国城市化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受到很多阻拦，有一股存量要变成城市居民，我把常住居民已经算到城市化率以后，要把我们国家城市化率推高12%。下一个问题就是在城市里面，大中小城市的增长问题，我想中央政府不能一味强调中小城镇的发展。一味强调中小城镇发展可能会带来浪费，影响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有人说大城市带来很多问题，尤其是环境的问题，但我们要知道中国人有一个特性，就是中国的父母亲往往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了孩子，这是全世界都有，但是中国人这一点比较特殊。包括往海外移民都是这样的，所以城市环境恶劣一点，只要城市对子女的将来有好处，我想他们还是愿意往大城市移的。再一个跟城市化有关的，也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就是粮食安全问题。中国粮食安全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咱们一直强调18亿亩的红线问题，有几方面是要管的，一个是咱们国家为什么搞18亿亩的红线呢？

不管从粮食安全，不管从效率的问题，我们现在关心的收入陷井问题，我都认为中国需要大力推进城市化。

张俊森：跨代之间的流动性问题

首先讲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是大家众所周知的，所有人都受到好处，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的，这一点无可否认。但光是这一点不一定是理想的状况，所以我们就看看这里究竟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这里有的人好得更多，有的人好得不多，所以收入不均等，社会说就有一些怨气。中国整体来看跨代流动性在减少，不管是在教育还是在收入都是在减少，这是非常不好的。

我们主要想思考为什么教育的流动性或者收入的流动性减少呢？它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整体发现教育的回报在上升，而教育回报的上升对社会流动性是不好的。但是教育回报为什么要上升呢？这是经济改革带来了，因为我们有很多经济改革，包括农村的改革责任制、城市里面私有化等等，这些都导致教育回报的上升。简单讲教育回报为什么会上升呢？就是因为社会的报酬跟生产率更紧密地相关了，因为以前的话是大锅饭，所以现在根据你的生产率来付你的报酬是多少。由此导致你父母越富有，父母的教育越高，那么你子女更容易获取这个机会，那么你穷的子女就没有这个机会，因为你付不起，毕竟现在学费太高了。这里刚才也讲了，除了教育回报上升会导致流动性下降以外，另外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教育成本在大幅度上升。

我们另外发现流动性的下降还有一些性别的趋势，性别的趋势是发现女孩子的流动性比男孩子还要低。另外我们发现同样一个思路去考虑问题，流动性的下降不是一个全国千篇一律的下降，而是有抑制性的，就是表现在女孩子流动性比男孩子差，同时表现在地区不平等。我们发现沿海地区流动性是没有恶化，甚至有一点改善，但是在西部的流动性是在恶化，城市和农村相比，农村是在恶化，城市没有太多的恶化。虽然总体上跨代的流动性在下降，但是表现在我们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不是普遍性，而是有所差异的。

总结来说教育回报上升是理论模型主要的原因，就是教育回报的上升使得富有的家庭更有利去进行投资学习，就是说富有的家庭流动性下降。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收入不平均方面比欧洲差很多，因为欧洲有着很好的福利，基尼系数很低，我们的基尼系数和美国基本相等，所以美国进行这么多年的资本主义国家，他的基尼系数是在这个位置，我们经济改革也就是30年的时间，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上升到美国的位置，如果我们不好好解决这个问题，再发展50年、100年的市场经济，我们的基尼系数比美国超过很多了。

周林：中国经济发展

如果说中国的经济要继续发展，要能够赶超其他的发达国家，那中国城镇化是必走之路。这一点大家没有疑问，但是中国城镇化路径现在很有问题，有很多学者做了很多的研究，现在很多的问题就是从政府也好，从各方面也好，用城镇化的旗号来发展房地产，然后引起很大的矛盾，就是政府和开发商，或者和一些利益相关者，他们能够廉价从农民手中得到土地，把大量利益或者是进入了政府的财政的收入，或者是计入了开发商的利润。这是非常不平等的问题，在过去中国农民，包括教育各方面已经比城镇要差很多了，而中国建国前三十年的发展实际上是靠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实现了工业的增长，当时叫价格剪刀差。如果说下一步发展还是继续剥夺农民的利益，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发展路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这次会议也有很多专家在讨论，就是土地的使用权，如果说你要挑战一些底线，还有土地的所有权，这到底能有什么大的改进。如果没有土地的所有，实际上像现在这个情况很有可能会继续延续下去。

这方面中国要有所改进，当然这种改进比较困难。这个转变其实不牵扯到特别特别多的要执行这个政策的各级官员，所以这是一个触及灵魂的事情，但不是一件触及利益的事情。李克强总理上台以后说触及利益要比触及灵魂难得多，我们如果真的要把土地还给农民，把地契给他们，这碰到不仅仅是理念的问题，更多是一个利益的问题，因为这样一来彻底要断掉当前中国在各个层面上，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的土地财政问题。当然很多房地产商的利益会受到一点损害，其实未必，但受到最大损害还是政府不能够通过卖地或者强制性卖地而获得财政收入，实际上中国下一步很多改革，我们高层领导看得挺清楚的，这些问题要解决可以说是一个理念上的问题，但更多是一个利益上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作为经济学家蛮困惑的，每个政府都是以自己利益为基础，都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我们在下一步的改革当中完全用这种观点会感觉悲观，有这么多利益集团在那里，他们又是决策者，那这是一个蛮悲观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还是比较乐观，我相信在中国的现今情况下，你看历史上任何一个类似情况之下，最终推动改革的那些领导人必须要能够有一个更加高的视角，必须以公共利益为主进行推动。

对于现在新的领导班子，我们还是有期望的，至少我们现在观察下来，大家对于新的领导还是有一定的信心。要讲几个方面，比如说第一个，你要推动这件事情的话，还是要有一定的政治决心。我们可以看出，新一代领导人在各方面，特别是李克强总理的行政班子其实对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各方面还是要做很多新的举措。审批下放或者根本放给市场，政府退出，也希望马上召开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各方面都在荐言，希望造成一个比较好的顶层设计，顶层就是要设计一个相对来说与现在有所不同的体系，可能不是特别大，但总是要有所举措。大家知道不做不行，所以他们会做一些事情。第二个，要推进改革，肯定是要有政治资本的。中国的这一代领导人具有这样的资本，这一点也是比前一届班子有更好的条件。第三个，要有政治气息，这也是很重要的问题，中国任何大的重要活动或者大的经济改革，即使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在执行的时候肯定还是要有政府进行。尤其中国有这么多利益相关者，怎么能够实现一种比较平稳的改革，而使得改革的成本降到最低，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几点从我个人来看，只能说是我个人的观察，使得我对于现在中国的领导人还是充满着很多的信心。我觉得中国后30年也好，或者若干时期也好，由于在政治体系方面，或者是经济体系方面也好，综合改革还是有很大成功的可能。而当改革的成功带来改革红利，也可以为中国经济继续稳定地增长提供非常好地支持和保证。

潘英丽：人民币国际化

按照国际专家和国际研究报告来看，中国在2017年以后可能会有两代人的时间是全球的第一大经济体，所以对这样一个未来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来讲，你的货币成为一个国际货币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反而你的货币不是国际货币，那一定是你这个国家有重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把人民币国际化作为国家战略来推，其实它实际上是帮助我们金融改革，锁定金融改革的重点改革是有帮助的。我们做这个项目研究，我们发现国内更多在争论要不要搞人民币国际化。中国是一个政治集权的国家，所以改不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最高决策层的政治意愿，只有危机发生的时候才会有真正的改革推出来，这是基本看法。

现在我们发现人民币国际最低目标实际上是在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中，包括在国际金融资产的交易中，不管资产负债，能不能用人民币来计价，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低目标，就是在国际经济和金融活动中的计价功能的发挥。我个人认为，我们人民币国际化最低目标其实是计价，那么计价功能怎么发挥呢？我们中国人民币要在大宗商品和国际活动中计价，很重要一点我们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通过资本输出参与到国际竞争当中去。我们研究发现，未来五年是中国资本输出最佳的时机，假如说未来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美国的利率提升，然后美元有一个升值的过程。假如是这样的过程，中国恰恰是应该把我们现在的外汇储备，大概3.5万亿三分之二左右花出去，在美元最值钱的时候花出去三分之二。人民币相对稳定或者疲软，因为中国经济转型，增长速度下滑，大家对中国未来前景还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所以不完全看涨人民币，这也是中国资本输出的极佳机会，我们趁人民币相对稳定升值、贬值的时候，应该收集大量的债权，只有这样人们才愿意借人民币的债，这是我们激烈海外债权的极佳机会。

为什么资本向下的人民币可兑换要快速推进？我认为三个阶段非常清晰，第一阶段主要是放松所有资本输出的障碍，因为中国资本帐户原来鼓励资本流入，限制资本输出，我们这里讲的资本向下自由兑换其实第一阶段主要是放松资本输出的限制，为我们资本输出，我们的贸易和投资提供更多的便利。第二，你的企业和金融机构是不是具有了在全球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现在我们在国内都没有有效配置资源的能力，所以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后全球银行就可能会在政府债务问题上，因为政府做负债业务需要付出成本，但是企业金融机构做资产业务获取的利润并不和国家分享，那这个全球银行就玩不下去了，这是美国体制存在的弊端。相比较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也许可能解决这个内部的结构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