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论坛：远见•创新•未来

【余明阳】：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跟世界经济有这么密切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法国说了一句话：中国这头雄狮已经醒来了，当然我们是和平的雄狮。中国在经济发展当中碰到的问题一方面是国际上通用的共性问题，也有个性问题，包括城镇化建设当中的因素，也有现代科技带来的因素等等。

我们知道现代的科技颠覆人们很多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也给我们创新了全新的发展领域。所以有人说这个社会现在你懂得很少，看不懂的太多。现在的社会有很多的现象让人们瞬间觉得价值观被颠覆了。乔布斯颠覆了唱片业，马云颠覆中国的金融产业，马化腾颠覆三大运营商。今天的社会的确所有人都在困惑当中，都在迷惘当中，都在思考当中，都在奋进当中。在这个奋进当中如果有些大师名家给我们指点迷津，会对我们的未来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

【何刚】：就像刚才周院长所谈到的，今天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前所未有，无论是中国经济的转型，还是中国企业和我们个人的全球化都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事态。记得十几年前到欧洲的时候，看到很多东西非常震撼，现在感受到欧洲的物质文明和中国的差距已经在迅速地缩小。所以中国和世界的距离在全面拉近。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相对于我们的先辈们有更大的机会成为全球更积极、主动的一种力量。这反映在我们的商业教育领域可能是最直接的体现。

中国经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是一些活生生的例子。如果说过去十年、二十年靠的是勇气和探索，现在未来十二十年靠的是智慧和更高的效率。而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媒体和商学院的教育就变得非常地关键。

【樊纲】：实际上我们一直在研究什么是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所以我先把几个概念说一说，然后我们回顾过去这一段的历史，再往前推看看未来的动力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问题，什么叫潜在增长率，或者是潜在GDP。你有哪些能力，你的能力，供给方的能力使你达到多高的增长水平，而这个增长水平要不能是过热的，不能是过渡利用的，也不能是没有达到，没有实现的。研究这个指标的最重要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来判断我们今天的经济是过热了，还是过冷了。我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紧缩性的，还是扩张性的，是刺激经济，还是紧缩经济。

怎么来判断什么是潜在增长速度？两种基本方法：一，要素分析法。我的劳动力有多少？我的资本投入是多少，我的资本是多少？全要素生产力是多少？全要素生产力用资本投入解释不了的东西，现在最近2、30年主要的成果，特别是发展经济学主要成果就是发现这些解释不了的东西。

第一，它的制度改进，因为有制度的改进导致效率的提高，导致同样的东西生产出更多的东西，使得生产率、生产能力提高，制度经济已经被认为是发展的要素之一。第二，简单地说大家理解的是技术进步，现在技术进步被分解为两样东西：一个是教育，附着在人身上的知识。这就是人力资本的概念。资本是什么呢？资本过去大家理解就是积累起来的物质，但积累起来的物质已经蕴含着大量的技术。现代经济学认为过去所说的边际效应递减，边际效应递减还存在，但因为有了知识的进步，可能不再递减了，因为知识可以创造知识。一个大的知识存量本身可以创造出一些知识的增量，这个增量本身成为增长的一个要素。原来以为是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是递减的，现在是递增的，这是新增长理论最重要的概念。这是现在所谓知识经济的理论基础。

知识、技术、教育这一系列的东西成为现代增长的要素，这就是为什么创新这么重要。早年你有多少物质，多少铁矿，多少土地，你有多少经济水平，现在靠的是技术进步、知识的进展，把过去不是资源的东西变成资源，把同样的资源能够转换出更多我们人的有用物。因此，潜在增长力就是算你的劳动力有多少，教育水平有多高，你的资本投入有多少，物质资源优多少，技术进步、知识有多少，当然知识这些东西有时候不好算，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量化。正是这些要素使得我们对增长的理解越来越复杂。

落后国家怎么才能够发展？开放嘛。你开放以后引入了技术，引入了资本，引入了企业，你再出去留学，借助他的外力效应，让他的知识存量外移到你这里来，你不就增长了嘛。这就解释了开放为什么导致增长。引进外资，观察外国公司怎么运作，而我们获得知识，叫后发优势。后发优势的前提不能闭关锁国，要开放。要素分析法，通过要素来确定出来可以增长多少，这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比较学术、复杂，运用很多计量经济学的手段，等等。没有直观的结果。

第二种方法：用历史数据进行滤波分析，过滤波动。潜在增长率是你能够实现的增长率，同时又不是过度利用的增长率。现实当中什么意思呢？潜在增长率是没有通货膨胀，也没有通货紧缩的增长率。因为通货膨胀是需求过大导致价格增长，而这种需求过大导致价格增长一定会导致生产能力的过度利用。会过度投资、增长过热等等的现象。因此你要通过某种方式，包括一些时差的调整，把那些有通货膨胀的年份给滤掉。

中国经济过去20年一超过9%，一定通货膨胀。这个通货膨胀不是2%、3%，就是5%、8%。一超过10%，真正到了两位数增长，既是通货膨胀，又是资产膨胀，资产价格膨胀，叫资产泡沫，楼市泡沫、股市泡沫。因此这些年代9%、10%不属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变化，不符合潜在增长率，它是过热增长，而不是正常增长。很多学术机构，世界上很多研究小组在算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基本上算出来的结果跟这个结果差不多，基本上在7%到9%之间。

我们想想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的情况是中国PPI，就是生产者价格指数。连续25个月负的。CPI当中除了食品，制造业产品的价格连续17个月是负的。什么意思啊？我们现在有点通货紧缩的征兆。

所以把这些因素整个加起来算，继续算要素，用要素法去计算，用滤波法来判断。应该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在今后说十三五，十三五到2020，从现在算还有7年时间，应该7%到8增长速度是合理的。应该说是可以实现的。由这个判断就可以引申出若干个结论：

第一，我们现在其实不是增长速度下滑。当然你说潜在增长率比以前低了一个百分点，潜在增长率的概念是一个慢变量，需求和现实增长速度，增长率是快变量，当年发生的变化。潜在增长率因为涉及到供给方的能力问题，资本、劳动、教育、制度这些长期变量，因此它是一个慢变量，不可能每年每年波动，波动的是实际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基本平稳的，要变化也是逐步逐步，慢慢慢慢地，5、6年一个点来变化，不是每年波动，每年波动是现实增长率。我们现在并不是说增长速度放缓，而是从过去的过热增长回到正常增长，回归到潜在增长率的增长。我们过去两位数的增长是过热增长。

没想到08年底世界金融危机了，金融危机一来大家紧张了，采取了大的刺激政策。这个刺激政策现在想起来大家都记得，记得的数是4万亿。地方融资平台债，08年底1万亿，09年到了7万亿，涨了6倍。刺激买车，刺激买房，刺激买家电，什么都刺激，一下把经济刺激了。当时不是说大家都意识到这些问题了，现在回过头来想犯了认识上的两个错误。第一，低估了世界各国都采取刺激政策的效果。第二，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错误，听信了市场上的各种说法：中国依靠出口。依据是我们的外贸依存度50%、60%。这么两个因素吧，导致当时刺激特别严重，力度特别大。

现在回想起来错误还是蛮大的。第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能刺激，你压还压不住，还敢刺激。第二，中国地方政府可不能放手让他借钱。原来那个地方融资平台，93年我们预算法规定的，不能借钱的。地方政府不能向公众发债券，也不能向商业银行借钱。为什么有融资平台啊，因为90年代初、80年代末，那时候刚有了银行，银行像二财政一样，大量借钱，还打白条，经济一下暴热。过去融资平台是有，地方政府为了绕开那个法，融资平台借钱，总的来说还有控制。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共同红头文件发文，鼓励地方政府建立一些融资平台去借钱，失控以后收都收不住，这一下子把经济刺激起来了。到了10年应该说已经看到刺激政策问题了，所以中国政府第一个退出宽松政策。

典型经济过热之后的后遗症，跟一切经济周期道路是一样的，产能过剩。生产能力怎么过剩的呢？就是过热的时候高涨。价格也在涨，供求关系、需求旺盛，挣钱容易，买希望东西容易，大家投资，前景看好，然后一下投多了。突然发现没有这么多需求，结果掉下来。现在大概三块吧，也都反映到金融上了：

第一，跟产能过剩相关的有问题贷款吧。先不说不良贷款，因为还能付息，还没彻底坏掉。贷款加上一些影子银行的贷款。

第二，有两类，一类是跟过投资，投资过度相关的，钢铁、水泥、建材等这些问题。第二块过剩是跟我们的产业政策相关。产业政策又跟宏观刺激叠加起来。第二类跟房地产有关，房地产不全都是卖不出去的房子，边缘地区流失的2、3线城市有一些。再一块是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

下面讲讲未来。从现在来看未来的潜力在什么地方？

第一，劳动力，劳动投入的事情。这是大家议论最多的，中国劳动用完了，中国人口红利没了，中国老龄化了，中国增长不行了，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不行了，这是值得商榷的。第一，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不仅仅是总量问题，还有一个是结构问题。我们还有30%几的劳动力是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源泉的劳动力，就是农民。而且过去几十年主要劳动力增长的来源不是说人口增长，而是劳动力的转移，是农民转到工业、服务业当中。这个转移进程应该说还远远没有完成，这是第一。现在为什么出现劳动力紧缺，为什么出现了工资的过快上涨呢，是因为农民工在城里待不下，又退回去了。所以这不是劳动力总量用完的问题，是结构出的问题。结构出的问题是什么呢？城镇化之后。下一代再下一代农民工如果进城，不回去的话我们的劳动力供给还是有保障。如果他们不会去的话，他们可以学技术，培训项目他愿意参加，他自己也会有长期的职业规划，技术水平会提高。

在中国首先有一个劳动转移的问题，这一届领导人比一届的清楚。第二个因素，就是教育因素。现在新进入劳动力大军的是我们现在受教育的水平，现在农村初中以上，高中受教育的人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现在新加入劳动力大军的，他符合人力资本的概念，有提升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劳动力的因素是比过去可能会小一点，但是并不是负的。仍然可能还有正的增长因素。如果给农民提供晋城的稳定基础，如果我们今后的职业教育做得更好，这个因素并不一定消失多少。我们是人口大国，我们的企业就业，现在很多转移的问题远远没有结束。

第二，创新。劳动力的因素如果说今后几年会弱一点的话，创新的因素，技术进步的因素会比以前强一点吧。现在看越来越多的企业，一个个逐步接近了前沿，包括制造业的一些企业，多数逐步逐步地接近前沿，还没到前沿，很多高精尖的东西还不会做，但毕竟接近前沿。我后面要讲的是如果更专注一点，可能接近前沿的速度更快一点。你看那些企业已经在创新、研发，但没法模仿，自然到了这个阶段。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今后这个要素会有增长。

再说一个因素：资本投入。资本投入从现在来看是过多的。现在储蓄率这么高，要投在国内，都投在国内就变成了过剩生产能力。浪费了一大堆。污染了一大片，你不投，就另外一个结果：买了美国债券。

这些都是增长的潜力。增长的潜力并不一定变成现实的增长。潜力发挥出来需要我们做很多的事情。要做哪些事情呢？两个层面：一个是政府层面、宏观层面。第二个是企业层面。政府层面做什么？要改革、建立国家的科研体制，改革教育体制。然后要进行各种体制放权让利的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同时要搞活宏观调控，不要出危机。

我们现在很多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沉不下去，我们很多领域其实现在说能坐飞机了，能坐航天了，但连汽车的发动机还达不到世界的水平，很多东西我们需要专注地做。专注地做下去才能够有创新。

【夏斌】：世界上有自贸区的成千上百个国家，成千上百个关于自贸区的政策，美国、德国、香港，等等各个国家和地区，人家在搞自贸区同时更多是资本向下开放，是本币可以跟外币有兑换，我们的关键是这条没有打开的，我们也想搞自贸区。这是大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在浦东搞自贸区，大的政策已经出来了，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意味着二线如果彻底管住，我们讲的资金彻底管住，就是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我们再造一个28平方公里的小香港。各种交易活动，各种产品都可以做，你要到美国市场发债你就去发，你要到香港融资你就去融，彻底放开。在当前情况下，有没有必要再培养一个小香港。没有必要了。彻底放开那还搞自贸区干什么。我记得北京政府在北京宣布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宣布资金可以流通不就完了吗，还需要搞自贸区吗？又不对，还不能彻底放开，因此决定了自贸区是个什么状况，决定了自贸区必须设立特殊通道，必须设立特殊通道。就是里面的资金可以进来，但不能全部进来。

外面的资金能进来，但不能彻底进来，里面的资金能出去，我说通俗话，但又不能完全放开。这就等于说我自贸区必须要有个特殊的制度安排，那就是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宣布的要建立自由贸易帐户，就是我说的特殊制度安排，必须要有一个管道，这是我十月份在上海说的，要有个特殊管道。

自贸区一成立以后对我们最大的挑战，我们现在的汇率没有完全到位，改革，因此自贸区稍微资金有点来回流动，就会造成套利、套汇的活动。很便宜的资金进来，打者这个旗号进来没干这个，干的是股票、房地产，这叫套汇、套利。所以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我们搞自贸区海关加快简政放权，我们的投资加快负面清单。我们的税收给予优惠，这都可以干，这是各个国家搞自贸区通行的东西，各个国家没有想到的恰恰是我们的金融，而我们的金融是最难的。

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自贸区一下子很难做得很大，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接下来关于增长问题。李克强总理在26号开部分省委书记省长座谈会，这个座谈会上讲了些精神，要高度重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不能忽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困难与风险，结果不要忽视在经济下行当中加大风险和困难。我们既要保持定义，又要主动作为，要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在2011年说中国的内在发展逻辑决定了中国经济必然往下走。往下走是合理的，如果说用货币政策硬往上托，要埋葬新的风险。因此必须要认识中国经济往下走是客观的状况。今天我还讲：

第一，当前中国经济的困境是什么，往下走是必然的事情，看得很清楚。一般传统分析，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进行分析，分别算出往下走的状况，然后分别寻找对策，这是传统的分析，三要素分析。这种分析在当前仍然是重要的，对决策者来说仍然是很重要的，也是必须的。但是如果仅此而已，可能已经不便突出中国经济当前和过去相比我们经济压力的特殊性在哪里。

这两年宏观经济遇到问题和前两年遇到的问题到底特殊在什么地方，我认为这是必须警觉的事情。在短期的决策当中我们可能更关注的与增长下行的同时还有什么问题是前期没有碰到的。

我想说的是经济运行当中的主要问题，中央决策最困难之处，就是影响当前经济稳定。今天搞投资的都明白，就想生产资料价格涨，PPI涨，涨得起来吗？不是这个年代了，超级繁荣过去了。外部需求是出口环境？我认为也不是。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不是说像2008年一样突然之间碰到了美国危机，面临着中国的需求，出口需求突然之间的下降。今年不是。我们危机已经经历了好几年，外面需求减少的局面从决策层到企业家，大家心理都明白。已经在慢慢地适应，也在慢慢地承认中国的外需减少了。出口对GDP的拉动率已经由负转化为零了。这样的背景下，决策者已经把这个考虑进去了。另一方面即使美国政策在逐步退出，美国政策一退，有的国家风险很大，马上要暴露，我们中国与脆弱的五国毕竟不同：

第一，我们的资本帐户没有完全放开。

第二，中国相对这些国家来说，相对大国经济来说，我们的增长潜力还比较高。从追求增长速度是为了保就业，保就业就是为了保社会稳定的逻辑角度看，我认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压力主要的不是来自于就业，当前有就业的压力，但现在的就业压力毕竟跟过去不同了。第一，我们是结构性的压力增大了，原来更多是农民工的压力，今天更多的是7百万的大学生就业。第二，我们的人口在慢慢地老龄化，固然压力在减轻。第三，现在的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人口在第三产业，有数据表明：第三产业单位产值就业能力相当于第二产业的1.5倍，发展三产和发展一产对就业意义不一样。还有数据表明，这两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下台阶，这个过程当中就业的绝对人数在连续走高，并没有从此下来。第四，我认为今天的中国国家的财富和财力在增长，即使是就业当中有困难，发生了失业问题，我认为中国政府的实力增加了，有办法解决有些少量的失业人口的生活稳定问题。

我们说就业问题压力在经济下行当中，就业问题，国家问题，出口问题都不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当前稳定经济，从而稳定社会的最大压力是什么，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以后担心系统性风险的爆发，担心风险的爆发延误了中国经济健康的成长。就是舆论界说的硬着陆我认为中国有办法、有回旋余地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中国经济从过去两位数的高增长平台，逐步走向虚缓的平台，这不是周期问题，不仅仅是周期问题，更重要的是结构问题。增长速度下滑是合理的，硬要货币政策来托起来，反而是危险的。基本理由是什么，危机后全球需求萎缩，出口对经济的拉动率为零了，出口不行了，我们就看投资，投资分三块，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

房地产投资已经有泡沫了，炒成泡沫。中国的房地产问题不整，中国经济早晚出大事。现在整狠了，马上出事。房地产的投资不能再像高。

制造业投资，中国的制造业投资概括起来是什么状况？全面产能过剩。

第三块基础设施投资，我承认中国的空间很大，还需要很大的投资量，那是需要。我们要和可能相结合，可能是什么，可能要告诉大家的，当前的基础设施投资，主体投资方是政府。各界地方政府，而各界地方政府处于审计结果，风险很大。有的地方处于常在的风险，有的地方政府拼命地用各种各样的高价理财产品，甚至于在做非法集资。第一期项目投资已经下去了，所以现在对于地方政府债务是一个绝对要关注的问题。

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都出现了状况，因此三者加起来中国的投资还能维持原来的高投资水平吗？不可能了。出口没了，减少了，投资很难了，这不等于否认中国投资仍然是主体。我只是说投资还能不能维持原来的高增长？不可能了。

投资不可能这么高了，就看消费。给大家念一个数据：党中央在扩大内需、扩大消费方面我承认做了大量的工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比如说对农村的农民问题，养老就业、退休的也可以给钱了，虽然很少。看病也开始可以报销了，尽管跟城里不能比，覆盖率在整个中国的覆盖这是了不得的事。06、07年宣布农民种地不要税了，想尽办法要救穷人，想尽办法要扩大消费，增加农民收入。但严酷的统计数据不得不使我们承认，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大的困难和空间。什么数据？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的46.4%，每年下降，一路下降，下降到2011年的33.8%。2012年有所反弹也就是34%。去年怎么样还没公布，也好不到哪里。

很多专家说中国消费率不低，两回事。消费率不低是指绝对消费，中国老百姓在提高了。我们讲的是对相对GDP出口、投资消费来看是低，还是高。如果不刺激的话问题更严重，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所以这是我讲的为什么增长必须下来的逻辑。速度一下来，我通俗地说问题就水落石出了。速度不下来，货币都在往里投，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地方的债务风险，而这一切问题归纳来的就是影子银行，金融问题，金融问题支撑这些问题的产生。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问题？一，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以后，社会资金紧张，不管是叫稳健的货币政策，还是叫什么政策，这并不重要。我们现在的竞争不充分，淘汰不充分，所以不可能社会资金紧张。

第二，推高了资金成本。进一步加剧了地方融资平台，或者是地方债务的还债风险。由于目前的改革不到位，实体经济结构不合理，单纯的利率市场化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

第三点，为什么说这个重要。不解决的话，就挤压了中小企业，挤压了创新企业，挤压了服务经济的资金需求，所以大家叫资金紧张。还影响了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转变，进而客观上又加剧了全社会的资金紧张局面。

第四点，因为社会整个资金成本在提高，境内外的利差又放大了，美国的货币资金在下调，结构不合理，资金稍微一紧，成本再提高，利率再提高，利差更加放大，套利的机会更大了。套利机会更大了，我们的资本帐户和汇率的改革就更难。

因此我想说总结以上四点：如果是企业问题不解决，该倒闭该国产的企业不国产，我们的资金偏紧的状况不会改变，经济需求减弱，货币市场高涨的坏现象很难得到纠正。因此怎么办？

怎么破局。第一，必须明确唯一出路在改革。当前的金融问题其实不是金融问题，从根本上来讲反映的是经济中的问题和结构问题。而经济结构问题光靠货币政策的松松紧紧不管用，可以说大家对金融改革不满意，进一步要推动金融改革，目前的时点上金融已经是相当地市场化，相对其他的领域我们相当地市场化。现在什么情况呢，不管是国有银行背景银行，还是民营银行，村镇银行，我认为作为做企业他们都很到位，就是赚钱。对吧？在赚钱的问题上都很到位，都在讲利润原则，但是现在为什么国有大银行，有组织背景的国有大银行也愿意向地方政府融资，那因为整个运行会优胜劣汰，该关闭倒闭的没有关闭破产，所以他们感到都没有风险。金融机构本身没有感到有风险。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地方政府、房地产融资大银行没做错，坚持了改革原则，不管是北欧的市场经济，或者是现在所说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甚至于是我们过去的计划经济，我们都知道一个经济社会（不谈主义）前两年过渡需求的，过渡投资的，以后就撑不下去了。撑不下去了怎么办？就要进行调整，这是世界经济人类史反复证明的一个事件。对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叫周期，也叫危机，用危机来解决。西方经济学叫经济周期，凯恩斯实际上都遇到了危机，要来解决。

要危机来解决，我们过去的计划经济是通过叫调整，不管是60年代初之后的调整，还是改革开放初之后的调整，都要调整，要投资下马，不能扩大这么多投资，现在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管叫什么，叫关停并转，还是叫存量调整等，都一个意思。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以后，有些混不下去的企业，该破产的企业应该加以调整、加啊以淘汰，让它驱逐出市场。说穿了不倒闭、破产一些企业，调整、改革法法深入，而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时刻的关键时期。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

第三点：什么是革新，要守住中国不发生社会性风险的底线。不管是什么国家，这是国家保持基本社会稳定的基础。今天我们已经看到国民经济当中存在一定的风险，对此我认为调控和改革要兼顾，才能让市场机制真正地起决定性作用。但是目前又不敢完全地市场出新，要防止震动过大。用我的语言说，要防止主动去引爆不可驾驭的系统性风险。那怎么办？我认为国民经济领域中间金融业是一个负债面广，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一个行业。

第一，风险传导快。如果金融机构一旦出事，投资不平了，在人民银行账户上没有钱了，那就不能干了，他马上要不惜高价到上海银行借钱。所以我说一个金融企业的风险可以瞬间地渗透到金融市场。风险面窄，传导慢。在我们银行的金融监管中间是被限制在银行资本金的一定比例，监管研究决定，只要是很正常的监管，对企业的贷款不准超过银行资本金的10%，这是监管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比例比较小，传导比较慢，所以实体企业的风险相对可控。要传导到全社会可控。因此我推出一个道理，先拿实体企业动手，可以快一点。

第二，怎么出新，要有适当的缓兵之计，要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因此我们要想办法比如说在地方债务危机上有没有缓兵之计。我想我们能不能对地方债务新旧划断。我的建议是对巨大的地方政府风险采取新旧划段一，隔离存量的原则。讲清楚债务最后的损失处理原则，包括中央财政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要讲清楚，这样整个是就变为利好。看清楚了，然后让市场彻底明了今后没有偿债能力的政府没办法借到债。真正让市场出现资产高低不同风险的分类趋势，有的政府利率高，有的政府利率低，这样的话整个市场需求资金就会慢慢减少，实现市场配置。这是说的第二点，要有缓兵之计。

第三，在坚持底线的时候不出大事，采取适当的缓兵之计之后，我认为中央政府要及时发出明确的信号，防止全社会进一步地发生道德风险。我们要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既要防止多米诺骨牌效应，又要让市场坚决拒绝高风险理财产品的出现。

【孟宪忠】：第一句话潜在的增长率就是合理的增长率，合理的增长率来源于你具备的条件和能力。第二个观点：我们今天要真正经济增长要靠全要素，全要素不仅仅是经济的投入要素，更重要的是教育、知识、创新这些远的要素。

增长的合理来源于什么，说到滤波，滤波用简单话来说就是去掉一个最高峰，去掉一个最低峰。他说得非常好，怎么促进潜在增长率，合理地发挥他的效益。说了政府要做好，企业要做好。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经济发展有两个主体，一个是市场主体，一个是政府主体。正是因为有这两个主体，我们也两个失灵，一个是政府失灵，一个是市场失灵。到今天到了解决政府失灵和解决市场失灵的时候了。

下面跟大家汇报汇报我的一些研究体会。三个国情的概念，我们现在确实要提高内需，因为从2000年的44%降到30%。三个关键词：内生动力，李克强讲的。夏老师讲得非常好，不是内生动力就靠投入，靠投入就必然会带来通货膨胀。寻找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下一步发展的原因。第二，升级版。整个中国经济下一步非常好，市场出清，你做不好的退出去。第三，习近平讲的，很伤心、很无奈地讲一段话：好吃的肉都让你们吃了，剩下的都是骨头，到了啃骨头的时候了，中国经济怎么啃这个骨头，这才是我们的问题。

我今天想谈深度发展。扩大内需，更需要提升内产。外国人说中国是世界上行走的钱包。问题不在于我们缺内需，我们买的都是国外的产品。所以今天中国自内需出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就是内需外买。

第二，内需买外，国内买外面的品牌。国外讲了一句话，把GDP的数字留给中国，把利润都带走。我们今天就要了GDP的数，但回过头来我们赚钱没有呢？没有。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产品，我们现在说习近平讲地理要有自己的庄稼，碗里要有自己的饭。李克强说中国一定较有内生的动力。如果没有的话一定有三个后果，行不成有效的财富积累，因为我们的钱都让别人赚了。

中国电信等大企业的项目，现代公司的老总跟我说了一句话，中国这些年没有拥有现代化，现代却拥有了中国。没有内产，你销售形不成自己的财富积累。没有内产，你没有竞争力。我们不是用财富来打仗，我们是用技术和产品来打仗。你要用你的技术和产品来打仗，你不能用别人的技术和产品来保证国家安全。

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内产，不用自己的技术生产自己的产品，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你就不会有一个高尚的人力资源民族。你做高质量的事，有高质量的素质。你不做高端的事，哪来高端的素质呢？所以生产方式既生产产品，又生产人。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必须提高内产。提高内产的过程当中来提高我们的技术和能力。如果不提高自己的能力，不生产自己的产品，会满足于许多表面的事情。我们投资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货币效率。这确实是我们需要真正的技术产品来提高自己。

合资是为了引进技术，但实在我们没有引进来。日产的老总说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这几年外国汽车公司和中国合资生产汽车，所有的技术和管理都是外方提供的，中方除了廉价的劳动力，除了提供渠道以外，对技术和管理的贡献为零。

第二个观点，我们需要提高人性效率。刚才樊纲老师讲得非常好，全要素生产率当中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源，最重要的是创新，最重要的是软实力。所以我们全要素生产力里边包括了人，人又包括两方面：能力素质要提高，还有一方面人性要提高。。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人在行为，人是有他自己的精神支配，所以西方的学者说任何市场经济的国家发展都不是仅仅一个技术进步过程，它一定是这个民族的心理进步过程，一定是这个民族的人性进步过程。

第三，中国发展的今天必须要提高制度质量。市场的永恒主题：市场。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市场和政府。我们发现政府和市场都有失灵的地方。我们两个主题，前些年我们一直在说市场主体，到今天把市场做好，下一步要想发展好，远见原来一定要把政府做好，政府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政府的意识错位，第二个方面，政府的能力欠缺。第三个方面，不涉及到社会制度，所有政府权利本身就有内涵的缺陷。

看第一个，政府就两个事，提供公共产品，今天我们说的秩序没有提供非常好，我们现在假冒伪劣，我们恶性竞争，这些都应该是政府管的，净水、空气都应该是政府管的，当你提供好的公共秩序，好的产品，我们的企业家就可以放心地生产，没有后顾之忧地生产。错位是什么？不该干的干了，缺位就是该干的没干。政府能力素质欠缺。所以今天政府素质不够表现在什么地方，这些年政府的行为简单粗暴，出现了少数民族冲突的时候，这能行吗？单向出境，我们就重视GDP，别的都不重视。中国政府做了很多负激励。

解决政府问题之道四条：

第一，社会最需要监督的是政府，任何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强调法律是管政府的，不是管人民的。以前一直认为是管人民的，重要的指向对象是政府。

第二，公务员要过渡到归零制，不能晋级制。现代公务员制度较归零制，你只有一次机会表演你自己的才华。我们现在是有下一次机会。

第三，不能泛政治化的领导经济。不能让经济工作披上政治的王冠。

第四，我们要有上流社会，中国社会缺少上流社会，特别是政府。这到了改造政府和建设新政府的时候了，我们需要一个有责任感的政府，我们需要有文化的政府。

最后做一个总结：我们今天需要有内参，我们今天需要有人性效率，我们经济发展两个主体前些人都是锻造市场主体，进需要锻造政府主体。